杭州夜探动物城之旅开启！快来荧光森林邂逅明星动物

潮新闻客户端(kèhùduān)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 马磊 接上篇：良渚(liángzhǔ)日，再深入一点：寻找董聿茂（上） 从水路过陆路(lùlù)，步步转运，途中遭日机凶残轰炸，1940年底，西湖博物馆又(yòu)转移到了丽水三岩寺。 董聿茂(dǒngyùmào)是奉化人，他(tā)知道奉化已经沦陷，叫来同村老乡康美业，让他负责管理标本，同时跟着冯谋鸿先生学习采集制作动物标本。 那年康美业(kāngměiyè)18岁。董聿茂反复叮嘱他要勤俭创业，物尽其用，每次制作昆虫标本，总是算好所需(xū)昆虫针的枚(méi)数，定量发给大家，不允许随意浪费。董聿茂发给康美业一把解剖刀，他用了(le)再磨，磨了再用，直到1977年退休。 博物馆除了展出工作停办(tíngbàn)外(wài)，采集、制作标本(biāoběn)和资源调查等日常工作，依然有序进行。大家学习采集蝴蝶标本，自己做猎枪子弹，有条件时就把带来的标本材料(cáiliào)临时展出。董聿茂还给大家上动物学课程，鼓励年轻人多读书，指定了阅读书目，还要定期考试。康美业不敢(bùgǎn)偷懒，这为他日后的博物馆工作打下了基础。 逃难没有(méiyǒu)目的地，1941年，大部队又辗转到了松阳南洲村。 “C位就是(jiùshì)董伯伯。”马磊指了指博物馆迁徙松阳(sōngyáng)时的职员合影，如今挂在自博办公区的文化墙上。 C位董聿茂，右(yòu)一钱惠馨，左四钟国仪，右四钟钱伉俪的二儿子 1939年(nián)浙江大学在龙泉(lóngquán)设立分校，毛昭晰的父亲毛路真和董聿茂被竺可桢校长(xiàozhǎng)委派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(rènjiào)，董聿茂同时还兼着西湖博物馆的馆长，这时博物馆已迁到永康，他要搭长途汽车到龙泉上课，往返一次需时三天。 此时，爸爸(bàbà)骑一辆(yīliàng)自行车，一大早从龙泉出发，骑十几里路，到松阳南洲村时(cūnshí)已是下午。董振一说，有次刹车坏了，爸爸摔了一跤，又继续骑。 1941年夏天，董聿茂要随浙大分校迁往龙泉。动身(dòngshēn)那天，家人和随行物品都上船了，8岁(suì)的董振一也在船上，但是，爸爸不放心博物馆人员和标本物品，又跑(pǎo)回了馆里。 他刚到馆里，康美业就(jiù)听到了日军飞机的隆隆声，急忙拉着董聿茂向三岩寺旁的一个山洞跑去。进洞后不久，头顶响起了阵阵(zhènzhèn)轰炸声，从洞中望去，山石崩落，尘土飞扬。约一刻钟后，洞外(dòngwài)没了声响。 穿过火海，赶到船只(chuánzhī)停靠的(de)大水门外，许多船已被炸。一条船上，有个青年双腿被炸伤，董聿茂上前探问，给他一些钱，叮嘱一定要去医院治伤(zhìshāng)。 在溪(xī)对面的大树下，他终于看到了夫人和(hé)孩子，却又开始寻找放行李的船只(chuánzhī)，那里有他从日本留学带回的大量珍贵书籍资料和回国后整理的书稿。 康美业(kāngměiyè)回忆，找到了，那(nà)只船已被炸得支离破碎，船上的物品大部分被焚毁，其余皆散落水中。 “他当时那种怅然的神情(shénqíng)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，因为在我和(hé)他交往的数十年中，我很少见到他有那样的神情。”康美业这样写道。 董聿茂请渔民帮忙打捞残留(cánliú)书稿，把其中一本有关鸟类知识的日文书赠送给(zèngsònggěi)了康美业。 然而，1941年7月，教育厅却下令停办西湖博物馆，遣散所有人员(rényuán)，每个人发300块遣散费，让董聿茂把全部馆产交给(jiāogěi)“松阳县(sōngyángxiàn)民众教育馆”接收。 丽水(líshuǐ)已经沦陷，松阳也许很快失守。董聿茂知道，此时如果把馆产交给(jiāogěi)民教馆就相当于交给日本人。 康美业记得，明明自身难保，董聿茂还在记挂两件事(liǎngjiànshì)：如何安排我们(wǒmen)这些“失业”的人，如何处置那些好不容易收集制作起来的藏品和(hé)标本。 许多单身汉领了三个月薪水的遣散费后自谋生路(zìmóushēnglù)去了，康美业(kāngměiyè)的父辈与董老为故交，奉化已沦陷，他把(bǎ)美业留在身边负责保管博物馆财产。 在康美业的(de)描述里，此时，董聿茂“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”： 在无官方经济来源的情况下，自费承担收藏馆内(nèi)所有藏品、标本和图书资料，自己雇船和钟国仪等人把所有博物馆物品(wùpǐn)从南洲(cóngnánzhōu)村运至龙泉县城。 几乎所有人的记忆里，都(dōu)留下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。 过去，我们用“斗士(dòushì)”来(lái)形容拼命保护(bǎohù)文物遗产的毛昭晰，然而1997年，在董聿茂先生诞辰(dànchén)100周年纪念会上，毛昭晰用了同样的词：“董伯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他是优秀的学者，也是正义的斗士。” 此时，同样是奉化(fènghuà)人，毛昭晰全家也避难也到了龙泉。 1942年春(niánchūn)夏之交，日寇进犯浙东(zhèdōng)，金华、丽水相继失守，龙泉也很危险。 浙大龙泉分校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在(zài)这年6、7月被迫迁往闽北山区的松溪。到9月间，日寇从丽水(líshuǐ)撤退(chètuì)，毛昭晰就读的树范中学即将在龙泉开学，而浙大龙泉分校仍在福建松溪。 为了不让毛昭晰辍学，毛路真让他一个人(rén)从松溪返回龙泉读书，嘱咐他，到了龙泉后找董伯伯(bóbó)。 毛昭晰(máozhāoxī)13岁，背了一个小包袱(bāofú)，穿了一双草鞋走了四天，找到了董伯伯。 董聿茂为了(le)疏散和保护西湖博物馆的藏品，坚持不离开龙泉。看到毛昭晰，热情接待，让他在自己(zìjǐ)家里住了一个学期。 董伯伯租住(zūzhù)的民房在龙泉县城(xiànchéng)的水南，有七(qī)、八间房子，大多堆着木箱。毛昭晰知道，那是从杭州抢运出来的西湖博物馆的文物、标本和图书仪器，但是董伯伯自己住的地方却很挤。 这座房子有一个小小的花园，长着一些杂树。每天一早，毛昭晰在(zài)小花园里背(bèi)英语和古文。晚上，董伯伯在桐油灯下给他辅导功课。 董振一说，爸爸虽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，但工资的积蓄终究(zhōngjiū)有限。为了(le)(wèile)维持生活，爸爸又自费租用浙大分校附近的荒田，种蔬菜，他跟(gēn)在爸爸后面帮忙拔草，妈妈养了一头猪。爸爸节衣缩食，省下钱来租民房，把图书标本、历史文物保存起来。 同时，董聿茂又(yòu)把(bǎ)钟国仪和顾剑谊介绍到浙大龙泉分校图书馆(túshūguǎn)工作(gōngzuò)。韦植说，董馆长总想着把大家都安顿好，好在他朋友多，介绍康美业去粮站工作，管仓库，在粮站拿工资，这样又解决了一个人的生计问题。 爸爸很少带我们出去玩。董振一说，除了(chúle)打猎。 马磊1997年进单位，馆里还有6把猎枪，当时(dāngshí)做标本都(dōu)是馆员自己去采集。 爸爸枪法很准，尤其打(dǎ)老鹰，“百发百中”，他教大家，射击要略偏老鹰前面一点，子弹飞行还有一段距离，这样才能一枪(yīqiāng)命中。 毛昭晰还小，跟在康美业后面叫，美业哥哥，给我(wǒ)打一枪。 董聿茂次子董振一，今年92岁(suì)，坚持要来院里接受采访 抗战中还有一件事，也被不同的人提起(tíqǐ)。 姜乃澄(jiāngnǎichéng)执笔的《董聿茂教授传略》一文中讲到，日寇占领了南京(nánjīng)、上海和杭州的博物馆后，在南京成立了“中支建设资料(zīliào)整理事务所(shìwùsuǒ)”，接管沪杭各地科研机关的科学资料和标本实物，在杭州建有“杭州出张所”（注：日语出张所，即(jí)办事处）。1942年，日本人知道西湖博物馆已经停办，曾有一位日本同学出面多次要(yào)他回杭州主持博物馆工作，被董聿茂断然拒绝。 韦植1951年到西湖(xīhú)博物馆工作(gōngzuò)，见过很多打字机资料，那时候馆里还没有打字机，日本人把留在馆里没带走的动植物标本(biāoběn)登记编号，做库藏。对于这一段故事，他有另一番回忆：“日寇占领杭州后，西湖博物馆由日军整理华东地区自然资源的机构接管，负责人恰好是先生留日的同学，他得知先生在龙泉生活不好过，写信邀请(yāoqǐng)他回杭州担任博物馆长。先生虽(suī)挂念博物馆，但昔年同学已在敌国，焉能失辱(shīrǔ)民族大节，乃凛然回绝，一直留在龙泉坚持至抗战胜利(shènglì)。” 细节略有不同(bùtóng)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做良渚口述史时，曾有一个强烈的(de)感受，从上帝视角俯瞰、全局回顾的历史和亲历者在那个(nàgè)时刻切身感受到那一个局部(júbù)的历史是不同的，对同一真实事件有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叙述，存在差异，但都(dōu)是历史的一部分，都需要保留。 1943年浙东时局稍趋稳定，教育厅知道西湖博物馆的财产保存(bǎocún)完好，又(yòu)下令在龙泉恢复办馆。 董聿茂决定不再担任馆长，以抗议教育厅(jiàoyùtīng)当时(dāngshí)不负责任地作出停办博物馆的命令。他上交了他费尽心血保存下来的所有历史文物、自然标本和图书仪器。除植物标本在余杭山区遭敌机袭击(xíjī)被炸损失外，其他历史文物和动物、矿物标本大部分得以(déyǐ)完好保存，直至今天。 《浙江通志》有一条数据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(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)成立(chénglì)前夕，馆藏自然类标本达11289件。 1945年夏天，毛昭晰在龙泉考入(kǎorù)浙江大学龙泉分校，文学院史地系。8月，日寇投降，学校通知他们这批新生10月到(dào)杭州报到。 董聿茂回到杭州任浙江大学(zhèjiāngdàxué)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、系主任和生物研究所(yánjiūsuǒ)主任直至1952年2月。 当时浙大有一条制度，理工科的(de)(de)学生必须(bìxū)选一些文科的课程，而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一些理科的课程。他选了董聿茂的生物学，用的教材是Woodroff的《General Biology》，每周(měizhōu)上课三小时，外加(wàijiā)一个小时的实验。“董伯伯讲课条理清晰，重点突出，使人很感兴趣。” 考研究生时，他选择了与生物学密切相关的(de)“人类学”，“这和董伯伯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(fēnbùkāi)的。” 1951年，董聿茂到(dǒngyùmàodào)毛昭晰家里找他。此时，西湖博物馆已改名为浙江省博物馆，省人民政府(rénmínzhèngfǔ)请董聿茂再一次兼任馆长。 董聿茂想到毛昭晰读的人类学专业所包含的学科如体质(tǐzhì)人类学、化石人类学、考古学、文化人类学等等(děngděng)，和(hé)博物馆的关系比较密切，邀他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。 毛昭晰的理想是当教师，婉拒了董伯伯的邀请(yāoqǐng)。 但，我们都知道了(le)后来的事。 “人生真是奇妙。当年董伯伯邀我(wǒ)去浙江省博物馆，我没有去。三十多年(sānshíduōnián)之后，我却在他当过馆长的这个馆兼任了好多年馆长。董伯伯开心地笑了，因为我终于(zhōngyú)走进了他要我去的那个地方。”他在《怀念董聿茂(dǒngyùmào)教授》中这样写道。 董聿茂对毛昭晰(máozhāoxī)说，他希望浙江省(zhèjiāngshěng)的每一个县都有一个博物馆，那时浙江全省只有一个馆。 后来，毛昭晰又对更多后辈说过同样的话(dehuà)：“博物馆是一个(yígè)人的终生学校。”董伯伯的美好理想正在实现。 董聿茂一直叫韦植(wéizhí)“小韦”，从22岁进西湖博物馆，一直叫到(dào)小韦退休。 一张1950年西湖博物馆创立21周年合影，韦植帮我们认人(rén)：董聿茂、钟国仪、钱惠馨、康美业、何天行（时任历史(lìshǐ)部主任）…… 那年(nànián)，韦植从安徽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毕业，堂兄弟“大韦”韦思奇，杭大农学院毕业，有两个选择，一是去南京大学，跟着小麦专家金善宝(jīnshànbǎo)，做他的助教，二是去西湖博物馆，听说董馆长(guǎnzhǎng)要人。 1951年，大韦拉着小韦，你陪我去看看博物馆到底(dàodǐ)好不好的。 两人去西湖博物馆一看，职员家属都住在(zài)院里，竹竿搭起来晒着衣服(yīfú)，院子里种满菜。 大韦说，这个地方好(hǎo)，可以安家。 董馆长很高兴，希望大韦来(wéilái)这里工作。 还有这一位呢？董馆长看看旁边的小韦(xiǎowéi)。 小韦说，我(wǒ)现在还(hái)没有定。如果没有工作，我准备去丽水林业学校教书。 你不要去了，你也到博物馆里来吧(ba)。董聿茂马上签了一个条子，你们去教育厅(jiàoyùtīng)报到吧。 第二天，大韦(dàwéi)上午报到，小韦下午报到。 “先生常说博物馆是拥有第一手资料的机构，学术研究的原始依据是十分重要的，越(yuè)充实越详细则越好，自己研究不了可以提供给(gěi)别人或保存给后人来研究，这是科学工作者必须(bìxū)具备的品德。” 一次，浙师院师生(shīshēng)去舟山野外实习，董聿茂和韦植同去。董先生在海边指导(zhǐdǎo)大家怎样跋泥涂采标本，在泥涂中只能赤脚，叮嘱必须掌握(zhǎngwò)涨潮时刻，及时上岸。 回来，大家都很疲惫，只有董聿茂精神焕发，又(yòu)继续指导大家如何处埋标本(biāoběn)，如何作好记录等(děng)等。韦植第一次才明白，做只水生动物标本竟然要经过逐渐麻醉，固定(gùdìng)和淡水反复浸洗等许多手续。“先生要求大家必须把标本做得栩栩如生，不准马虎。“ 标本采回馆，也没有结束，董聿茂还要办汇报展览，就是(shì)在工作室内把标本摊开，让全馆同事来参观、评议(píngyì)和检查。“那时候我们觉得何必(hébì)这样严格？而实际上这是最公正的形式来进行表扬或批评。” 1953年，西湖博物馆更名为浙江博物馆。“小韦啊，自然(zìrán)博物馆一定要办(bàn)起来的。”董聿茂说，两个馆并在一起，一个是人文科学(rénwénkēxué)，一个是自然科学，办不好的。 1984年7月，浙江省博物馆的自然部分单独(dāndú)建制，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。韦植是独立建制后的第一任馆长，但是馆里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区和库房，玻璃瓶标本没地方摆(bǎi)，只能放在(fàngzài)屋檐下。 韦植记忆中，1987年(nián)冬天下大雪，下了一晚上，好多药水泡的鱼类标本、爬虫类标本被雪压破(yāpò)了。 “董馆长已经不当馆长了，这个事情我不敢告诉他，他会伤心的(de)。” 韦植跟上级反映情况(qíngkuàng)，对方说，把标本放在文物库房挤一挤好了。 “文物和(hé)标本(biāoběn)这两类，不能摆在一起，标本都是酒精、福尔马林(fúěrmǎlín)。文物库房的标本，用的是樟脑丸、樟脑粉，万一有个火灾，文物就会毁掉。”韦植不同意。 1988年，标本楼批下来了，也就是现在省考古所的办公区所在(suǒzài)。 标本(biāoběn)楼(lóu)建成，韦植去家里看董聿茂。他发烧很多天了。听小韦说标本楼盖好了，突然来了劲头，“有了标本楼，你们要好好(hǎohǎo)干，不同的标本要分类，仪器、图书和标本要分开……” 小韦当时想，已经不当馆长了(le)，你操这个心干啥？ 2个月后，1990年1月12日，董聿茂去世(qùshì)。 “董馆长把博物馆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，是当作自己的家(jiā)一样的。”多年之后，韦植完全理解(lǐjiě)了董聿茂。 1987年春天(chūntiān)，杭州大学党委邀请一部分老教授到西湖风景区春游，董聿茂和毛昭晰都在其中(qízhōng)，那年，董聿茂90岁，年龄最大。在玉皇山顶的饭店吃午饭(wǔfàn)的时候，年纪最小(zuìxiǎo)的毛昭晰，被推举代表教授们讲几句。 他(tā)毫无准备，抬起头，董伯伯正坐在对面朝他微笑，他想起了几十年前董伯伯给他辅导(fǔdǎo)功课时的(de)情景：“我代表我自己祝愿九十高龄的董伯伯健康长寿，祝愿所有在坐的师长们和董伯伯一样的健康长寿。” 马磊(mǎlěi)发来一条微信：“人的生命分很多种，博物馆也是董(dǒng)馆长的孩子，永远活着。” 1986年6月2日，余杭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落成，毛昭晰请(qǐng)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方行、上海博物馆馆长(guǎnzhǎng)马承源、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等在那边(nàbiān)开会。一听良渚(liángzhǔ)反山有重大发现，毛昭晰直接带人赶到了工地。 阿达(ādá)，你不要动哦。毛昭晰对发掘领队王明达说。 什么不要动(dòng)？王明达问。 为了(le)确证所发现的墓葬(mùzàng)是良渚文化大墓，牟永抗让王明达再剥剔(tī)一下坑内的填土，露出(lùchū)一些可以断定时代的器物(qìwù)。王明达把97号玉琮的上部剔出，玉琮的器型露了出来。“快叫牟永抗，快叫牟永抗，确定了！确定了！”王明达大嗓子一喊，大家围在墓坑边，除了玉琮外，周围又剔露出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。 毛昭晰马上去请示省(shěng)领导。王明达日记： 6月10日，毛昭晰陪时任(shírèn)省(shěng)文化厅厅长孙家贤来考古现场。6月27 日，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(fùshěngzhǎng)李德葆等视察反山工地，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器物。 本来的补贴——给浙江(zhèjiāng)小百花越剧团10万、浙江越剧团10万，李德(lǐdé)葆拍板，浙越的10万给省考古所。 那时，毛昭晰(máozhāoxī)告诉他的董伯伯了吗？ （感谢陈水华、马磊、王卫东(wángwèidōng)、彭亚君、方一锋、吴庐春(chūn)对本次报道的支持）